⑴ 简要评述西蒙斯第商业体系中经济比例的经济思想史
西斯蒙第
一、时代、生平及其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看法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年)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占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以对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怀疑为其思想特色，是现代福利主义思潮的先驱。
西斯蒙第与李嘉图差不多是同时代人，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仅比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晚出版两年。但他们二人在经济理论上却是针锋相对的。这是当时英、法两国不同社会状况的反映，同时也是由他们二人不同的生活经历所造成的。
李嘉图生活时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充分发展，当时的英国社会已经基本上由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三大阶级所构成，小生产者已经几乎不存在了。西斯蒙第生活时的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给它造就了一个广泛的小农阶层，革命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使这一阶层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工人阶级也由于机器的使用而经常处于失业状态，而小土地所有者由于贫困和破产引起的不满，工人对于经常失业产生的愤恨，自然会在法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得到反映。
西斯蒙第是一个古老的佛罗伦萨家族的后裔，生在日内瓦湖畔的一所庄园，他父亲是一个同旧贵族有密切往来的有势力的新教牧师。他在一所新教中学接受中等教育，后在巴黎上大学，因父亲破产而辍学，到里昂一家银行去供职。大革命爆发后，他逃回日内瓦，当革命蔓延到瑞士以后，他与其父因同贵族交往密切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全家迁居英国。一年半以后重回故乡，但不久又移居意大利，他们在意大利买了田庄。他在经营农庄的同时开始研究经济学和历史。
1800年，西斯没竖逗蒙第重返故居，成为日内瓦市商会的秘书。1803年，他出版了《论商业财富》一书，在这本书里，他完全赞同亚当·斯密的观点。16年后，即1819年，出版了他的主要经济学着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从而也就奠定了他在西方经济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他在1837年，又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所阐明的理论观点。西斯蒙第一生的着作很多，他既是一个经济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历史学家。学术思想继承法国学术教养的传统，属于法国学者的行列。这里主要论述他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所提出的经济观点。
西斯蒙第在主观愿望上是真诚地忠实于劳动人民的，在他的着作中充满着对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在政治立场上，他拥护拿破仑，把反拿破仑联军的胜利称作是反动势力的胜利。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特别看重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曾因担心不能自由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拒绝担任大学经济教授的邀请，同时，他也为保持思想的独立性而拒绝接受拿破仑授予的荣誉勋章。他于1842年去世，终年69岁。
西斯蒙第写《论商业财富》一书时，曾是亚当·斯密学说的忠实信徒，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发现许多事实与他所信赖的经济学原理不相符合。他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的纤没研究，看到生产增加了，可是享受的收入却减少了。英国所积累的如此巨大的财富究竟带来什么结果呢?除了给各个阶级带来忧虑、困苦和完全破产的危险以外，另外还有什么呢?他认为英国的一切灾难的产生只是由于它遵循了错误的经济方针。而这种错误方针在他看来是来源于正统的经济学，即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他指出，这种学说不管应用在什么地方，当然可以增加物质财富，不过，那些学说也会使每个人应得的享受量减少；如果说那些学说的目的在于使富者更富，那末它也同样使穷者更加贫困，更加处于依附地位，更加被剥削得一干二净。因此他感到有必要对亚当·斯密的学说作出修正。他说，我们同亚当·斯密都一致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节约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手段；但是还要补充一句：享受是这种积累的唯一目的。
西斯蒙第对亚当·斯密学说的修改，是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开始的。他责备亚当·斯密没有始终保持自己的主要宗旨——财富与国民享受的关系，他定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的国家绝大多数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该国政府所能提供的物质福利的方法的科学。在枯卖他看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增进人的物质福利。他反对李嘉图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无限制增加财富的观点，并反对李嘉图用增加生产和减少消费来增加财富的方法。他认为，增加财富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只是使大家享福的手段。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全民收入的确定及这种收入的分配。
从西斯蒙第对政治经济学所下定义来看，经济学的目的不是告诉人们经济本身的运行机制及如何利用这种机制，而是告诉人们合理的经济应当如何运行。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伦理性质，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计算的科学，而是道德的科学。强调这门科学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
西斯蒙第对经济学的对象、目的和性质的这种看法，是与他对财富的看法密切关联的。他认为财富不是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反对为了财富这个手段而牺牲目的。他认为财富这个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人们的物质享受，享受是积累财富的唯一目的。他认为只有增加了国民享受，国民财富才算增加。
二、对生产均衡进行条件的分析
由于西斯蒙第把财富看成是满足人们物质欲望的手段，因此，他特别重视需求因素对财富形成和增长的重要意义。他把愿望或需要与劳动并提，当作形成财富的一个条件。一个人的劳动产品要供给别人消费，而他自己却要消费别人生产的东西。虽然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接联系对商品生产社会中的个人来说不再存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种种比例不再固定，也不为人所清楚地了解，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它的全部生产都应该用来消费；如果它生产的年产品送到市场上找不到消费者，再生产就会陷于停顿，国家也就会由于过剩产品而陷入灭亡。因此，生产的增加只有在相应的消费也随着增加时，才是稳定的增加，才是对社会有益的。他把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当作再生产的条件，并指出了当生产超过消费，出现失衡状况时，物价会下跌，生产会缩减，因而国家就会遭受困苦。
西斯蒙第认为，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对生产起约束作用的消费并非欲望意义上的消费，而是受收入调节的有支付力的消费。
西斯蒙第把个人收入定义为地租、利息、利润和工资。至于国民收入，他认为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利润(他把地租、利息等都包括在利润之中)，另一部分是工资。他肯定收入调节着消费，但对于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他只考虑了两种可能，即消费等于收入和消费大于收入。他认为消费大于收入将侵蚀资本，如果是个人，那就要破产，如果是国家，那就要致穷。他认为消费应当与收入相等。当消费与收入相等时，他认为生产与消费均衡的再生产条件就变形为生产与收入相等。他认为年产品仅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财富所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劳动阶级的生活资料。这样，生产与收入相等的再生产条件就变形为年收入与年产品相等，即年收入全部用于交换年产品。
综上所述，可以把西斯蒙第关于静态(即年收入不增加)条件下再生产的均衡条件表示如下：总需求(≡总消费≡总收入)=总供给(≡消费基金≡年产品)。
西斯蒙第并没有满足于绘出静态条件下再生产的均衡条件，他还考虑了动态条件下，即收入增长情况下的均衡问题。要考虑收入增长时的均衡，就必须分析投资需求对均衡的影响。他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实际上只考虑了资本家把全部的资本增加额都用于雇用追加劳动这一情况。资本家在第一年增加的收入，一部分用于提高自己在第二年的消费，另一部分则形成资本的增加量，用于在第二年增加雇佣劳动。这样，资本的增加最终只是引起消费的增加。按照这种新增资本全数用于雇用劳动的假定，可以把他关于动态条件下再生产的均衡条件表示如下：
t年总需求的增量(≡t年总消费的增量≡t-1年总收入的增量)=t年总供给的增量(≡t年消费基金的增量≡t年年产品的增量)。
简单说来，西斯蒙第的均衡条件，不论静态或动态，最主要的就是生产必须和收入相等；他进而分析了收入的决定因素和从供给方面决定生产的因素。对于收入，他指出，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并不直接形成生产者的收入，只有当它被别人所需要，它的价值才能实现，才能转化为生产者的收入。简单说来，收入不仅取决于产品多少，而是取决于这些产品是否为社会需要，有多少为社会需要。
从供给方面影响生产的因素中，主要是资本的数量。西斯蒙第基本上正确地划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但他在考虑再生产的均衡问题时，时常把资本仅仅当作是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这样，资本量的大小便决定了雇佣劳动量的大小，从而决定了年产品的多少。根据他的再生产均衡条件，决定了年产品的资本也必须和收入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或者说资本应当和消费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便使资本所引起的年产品与消费需要相等。他认为资本不足时，由于资本所带来的收入较高，故能够促进节约和鼓励节约，促进资本形成。但如果现有资本由于资本家或政府的挥霍而突然减少，那就会引起灾难。它一方面使减少的资本所引起的年产品将低于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将使一部分工人失业。他认为资本不足虽然不好，但资本超过消费需要则更坏，它导致利率下降；资本家竞争激烈，不顾需求；对劳动的需求不稳定，先是需求大，尔后需求减少，从而引起人口过剩。在他看来，资本不足和过多都不好，只有与消费需求保持一定比例的资本数量，才是均衡生产发展所必需的。
由于西斯蒙第常常把资本仅仅当作是资本家准备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所以他认为资本的数量决定了劳动需求；因此，资本和人口也要保持合适的比例。西斯蒙第把资本看作是资本家节约不消费的结果，所以资本家挥霍，使消费超过收入，侵蚀资本，或资本过多，都不利于在资本和人口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
总之，在西斯蒙第看来，生产均衡进行的条件就是消费等于生产，年收入等于年产品；从这两个等效的基本条件中推出的派生的条件是资本与消费相互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以及资本与人口相互间保持一定的比例。
西斯蒙第的上述观点继承了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及重农主义者魁奈等人重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思想，表现了法国古典经济学独特的优良传统。他的上述观点，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围。他不像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注重分析一种商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研究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决定，他用年产品和年收入两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均衡来决定生产水平。由于他没有考虑收入中的储蓄因素，暗中假定全部收入用于消费需求，故实际上他是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来决定国民生产水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早期表述者。他的上述论点，可以看成是他关于国民经济生产水平决定的宏观经济理论。他的宏观经济理论有许多不足：1，把总需求归结为消费需求，忽略了投资需求。2，对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作了不合现实的假定。他只考虑了消费大于收入和等于收入的两种情况，没有考虑第三种可能，消费小于收入，没有考虑总储蓄这一宏观变量。这使他的危机理论表现出内在的矛盾，并使他的宏观理论以不准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以年收入=年产品，而不是以总需求=总供给的等式来表示均衡条件，而年收入=年产品的形式包含着循环论的逻辑错误。因为他强调收入是决定于生产的，而生产决定于消费，最终又决定于收入。尽管有这些不足，他仍然是第一个用总量均衡方法研究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
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性的论述
西斯蒙第认为上述生产均衡进行的条件，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自然存在着的。他坚决反对萨伊所提出而为李嘉图所笃信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他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经常低于生产所可能达到的高度，生产是在经常的失衡状态中进行的。他分析了消费需求低于生产的原因。概括起来说，这个原因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的增长，收入从而消费却没有同比例上升。而这又是由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家对市场缺乏了解，以及竞争所引起的技术进步而造成的。
在西斯蒙第看来，正由于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在劳动市场上就处于不利地位，差不多总是把自己的要求压到最低限度，结果工人的收入以及消费需要必然变得极其有限。
西斯蒙第意识到，整个社会的生产要受到整个社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限制，因此“社会一定要根据需要来调整生产，以便使市场扩大，使任何生产者都不陷于困境，但是，每个生产者并不是根据普遍的需求而是按照他所掌握的资本来安排他的生产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生产者财产的整个发展完全靠他的市场的扩大。但他并不能决定增加整个社会的收入以便增加总的社会需求，因此便力图增加总需求中对自己那部分产品的需求，这样他就与自己的同行展开争夺顾客的价格竞争。这种部分的手段就是加强分工，使用机器等。
西斯蒙第分析了分工和大机器的发展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影响。他承认分工和大机器的发展导致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科学的巨大发展。但是机器和发明所产生的生产能力，只有当消费和它按比例发展时，才是有利的，或者它能增加劳动者更多的休息时间，那也是有利的。他还谈到，如果被机器代替的人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这种代替就是有利的事情。换言之，只要机器发明不导致劳动者的失业，那就是一件好事。但他清醒地看到，如果整个社会的消费量不变，如果没有对外贸易，那么机器发明的结果就是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导致工人的失业。即使有对外贸易，可输出过剩产品，那么最后又产生了这样一个时期，整个文明世界完全变成了一个市场，这时，在一个新的国家里再也找不到新的顾客。因此，外贸只不过把机器发明所必然引起的失业灾难暂时推迟而已。他承认，虽然机器发明会降低商品的价格，使消费者能以更便宜的商品来满足需求。但是这点小利比起它带来的劳动的缩减是得不偿失的。他指出，由于劳动被缩减了，那种认为机器发明能使穷困阶级买到所生产的商品，从而也就能增加消费量，是极端荒谬的。他承认，个别商品会由于机器发明而增加消费量，但绝对不能增加总消费量，因为机器发明引起失业，而失业引起整个国家收入的减少，而收入减少引起的消费缩减必然使国家更贫困。由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发明，工业的进步，能大大加强人类不平等现象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的总消费也将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减少，消费上的平等结果总是扩大生产者的市场；不平等，总是缩小市场。因为富人对奢侈品需求的增加并无助于弥补穷人消费需求的减少，只不过增加了对进口奢侈品的需求。于是，他指出，财富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会使国内市场缩小，迫使工业寻求国外市场，从而要使工业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
西斯蒙第认为，与分工和大机器同步发展的资本积累，虽然由于流动资本变为固定资本，无须有相应的消费就能创造将来的一项生产，即对资本品的投资需求也有助于维持生产，但终将导致生产和消费之间可怕的不平衡。他认为这种不平衡引起的危机有助于恢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秩序。
西斯蒙第看到了分工、大机器和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但并没有把这些危害归于技术进步本身。他所反对的决不是机器，决不是发明，决不是文明，反对的是现代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剥夺了劳动者的一切财产，使他除了自己的双手，其他一无所有，他没有任何抵抗竞争的保障，没有任何避免疯狂的竞争的危害的保障，他是注定要遭到牺牲的。假使大家彼此平分大家共同劳动所生产的产品，那末任何技术发明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大家有利；因为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每人都能自由选择是少劳动多休息，还是同样劳动多享受一些。在今天，并不是发明不好，而是劳动果实的分配不合理。他看到了，正是雇佣劳动制度使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灾难。他的结论是，市场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的消费需求极其有限，而资本家为了得到市场又不断采用增加生产的分工和大机器，这样市场的饱和才是人们所竭力追求的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西斯蒙第的巨大功绩是他早在1819年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论证危机必然性的过程中，猛烈地抨击了供给自然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并对李嘉图把生产的增长当作唯一目标的见解表示了疑问。这样，西斯蒙第就以他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怀疑成为西方经济学史上早期异端派的代表。
西斯蒙第在分析经济危机的根源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表现在他把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劳动群众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以这种分离为基础的劳资对立之上。他也触及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危机的影响。在分析危机的根源时，因为他的宏观理论忽略投资需求(或者称作生产资料的实现)，所以无法认识到正是投资需求的巨大波动才使资本主义产生周期性的危机。投资需求的巨大波动是以群众的消费不足为深刻背景的，因此，他用消费不足来直接说明危机的成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持续存在的消费不足会引起周期性的危机。因为他忽略投资和储蓄，所以他暗含的假定是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在这种假定下，如果说群众消费不足，就是说群众收入不足，但这不一定导致危机，只要富人花掉全部收入。如果说消费不足是指全社会的，那就是说全社会收入不足。而他又认为劳动群众收入的减少是因为富人收入的相应增多。这就与全社会收入不足的论点发生了冲突。如果他的见解是随生产增加，收入也相应增加，但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而富人将把收入花费在进口的奢侈品上，从而缩小国产消费品的市场，于是剩余的国产消费品将输出，但最后会在整个世界都饱和后重新出现过剩。那么，他的上述见解暗含的假定就是生产国产消费品的部门，在出现过剩之后仍难以撤出资本。且不说这种假定的现实性如何，即使它是成立的，那么他的理论也只能证明个别产品的过剩是可能的，却无法证明产品的普遍过剩。由此可见，他分析危机原因时的基本假定，即收入全部用于消费，从逻辑上讲，蕴含着否定普遍过剩危机的结论。这说明，他关于危机必然性的理论，虽然符合事实，但关于危机原因的分析，在逻辑上是缺乏严谨性的。
尽管有种种不足，考虑到他是在1825年以前提出危机理论的，那这些不足就都是可以谅解的，他毕竟是第一个阐明危机理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为了克服危机，可以采取三种办法：第一，利用准备出售的富裕产品养活无处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让他们建造世俗或宗教的公共建筑物；第二，鼓励富人过奢华的生活，让他们消费穷人的劳动；第三，给所有的公众提供一项脑力劳动或一种爱国的工作，以便打发由于技术进步而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
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经济浪漫主义的改良纲领
西斯蒙第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家，一位对人类富有同情心的严厉的批评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矛盾的社会，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比如，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财富而忘记了人；指出自由竞争和追逐个人利益乃是资本主义一切罪恶与祸害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矛盾性；指出人口过剩乃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指出资本主义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大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过程及事实。
西斯蒙第承认，在指出我认为什么是原则、什么是正义以后，我并没有制定执行手段的能力。这说明了他改良主义纲领的摇摆特征。有时他主张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但并不主张建立公有制。他反对同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原则是不值一驳的。他强调平分财产不能鼓舞人的劳动热情。他留恋过去的时代，主张用小私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大私有制。具体说来，他主张在农业中由政府扶持宗法式农业，在工业中反对大工业制度，主张建立为数众多的小作坊，让工人分享老板的利润，得到较长的受雇用时间。他主张用法律来实现他所希望的改良。他确信只有当人们能够设法建立一个彼此关心的集体，来代替工业企业家和被他们雇用者彼此对立的制度，使农业工人分享土地收入，使产业工人分享自己产品的时候，产业阶级才能幸福，才有实际而持久的繁荣进步。
西斯蒙第主张政府去控制生产力以适应生产关系，由政府去调节消费、生产、收入、资本及人口的发展，使它们合于比例。为了避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冲突，他甚至反对促进技术进步、生产增加的专制制度。在对策方面，他最有价值的还是提出了不少旨在维护工人利益的改良主义主张，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利润分成之外，他还是在法国第一个主张制定工厂法的人。他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使劳动者能避免竞争的危害，实行休息日制度，在工资中包括对疾病、失业和老年生活的补贴、等等。他的这些改良主张，虽然在当时根本无法实行，他自己在临终前不久，也万念俱灰地写道，我要走了，一生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影响，以后也将一无所成。然而历史是公道的，他的福利主义的政策主张最终在欧洲得到了实现，并且将在更多的地方实现。
⑵ 对冲基金之父：48岁才筹集10万美元发行第一只对冲基金
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
1952年，就在琼斯创立自己的基金3年后，一篇名为《投资组合选择》的短文发表了。作者哈里·马克威茨提出了两个观点：其一，投资的艺术不仅仅是将收益最大化，而是将风险调整收益最大化；其二，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大小不仅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股票，还取决于股票之间的相关性。至此，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诞生了，而琼斯早已在实践中贯彻了这样的理念。
在华尔街，有成千上万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冲基金经理是其中最神秘的一群人。他们行事作风低调，却往往在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他们当中有广为人知的投资精英，包括大鳄索罗斯，靠“量化黑盒子”成名的詹姆斯友肢·西蒙斯，还有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保尔森。外界对他们的评价莫衷一是。有人指责他们是金融市场嗜血的秃鹫，但索罗斯却表示自己只是“保守的成功者”。
作为对冲基金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没有上过商学院裂告枯，也没有计量金融学博士头衔，更没有在大摩、高盛这样的“天才孵化器”里接受启蒙。相反，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学家，喜爱谈论国际形势。
琼斯直到48岁的“高龄”时才筹集了10万美元，并于1949年在布罗德街（Broad Street）一所破旧的办公室里发行了第一只“对冲基金”（Hedge Fund），意外地开创了一个持续至今的新投资架构。
社会学家跨界金融
1900年，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出生在澳大利亚。他的父亲是通用电气在澳大利亚的业务主管，鉴于这种背景，他们是澳大利亚第一个有车的家庭。
富裕的家庭背景令琼斯衣食无忧。长大之后，琼斯随父母回到美国定居，并遵循家族的传统进入了哈佛大学就读。1923年，琼斯从哈佛大学毕业。与当时变动不安的时局相似，琼斯并不确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曾花了一年时间周游世界，又在一个投资咨询公司做过统计分析师。最后，他参加外交部考试，进入美国国务院。
1930年，琼斯作为美国副领事被派往柏林。当时，德国已经出现了萧条的经济年景。大量的失业工人成为德国社会最大的难题。在德国工作期间，琼斯写了两篇关于德国工人状况的文章：一篇谈论食物，另一篇谈论居住。
在德国的这段经历令琼斯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直到多年之后，琼斯早已成为华尔街知名的富翁，他的谈话内容更多是关于国际政治形势而不是金融。
1934年，琼斯回到纽约，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而在当时，琼斯根本没有思考过进入金融业的事情。当时的华尔街还未从1929年10月的暴跌中恢复元气。到1932年，道琼斯指数较1929年的最高点下降了89%。
股灾之后，美国进入了长达四年的经济衰退。投资者从市场撤离，忙乱的经纪业务变得冷清。据说从证券交易所旁边着名的街道经过时，透过开着的窗户只能听到玩西洋双陆棋时掷骰子的声音。
1941年，琼斯的研究成果以《生命、自由和财产》为名出版，肆洞并成为标准的社会学教科书。《财富》杂志发表了这篇论文的浓缩版，并供应给琼斯一份记者的工作。当时，琼斯负责《财富》杂志生活板块的编辑，他写了各式各样题材的报道，涵盖商业到教育领域。
1949年3月，琼斯在《财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预测的时尚》的文章。这是他转向金融业的契机。在这篇文章中，琼斯利用自己的社会学知识对“传统的老套的预测股票市场走势的方法”运行了批判。
“举个例子来说吧，1946年夏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在5周内从205点下降到163点，这造成小小的恐慌。然而在股票市场下跌之前，公司的经营状况很好，甚至在股票下跌的同时也保持了良好的业绩，是从未有过的良好业绩。”琼斯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写道。
在这篇文章中，琼斯认为根据货运汽车装载、商品价格以及其他经济数据计算股价的方法已经过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大繁荣，但是华尔街却置身事外。1949年12月31日，道琼斯指数也仅仅达到200点，只是1940年点位的两倍，而在同一时期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增长到了原先的3倍，公司利润的增长更是远远不止这个比例。
批判了基本分析方法后，琼斯把重点转移到一个他认为更有效的前提——价格的变动由投资者可预测的心理模式造成。钱可能很抽象，只是一串数字符号，但它也是一个媒介，通过它，贪婪、恐惧和嫉妒都呈现出来，它是大众心理的反映。
当琼斯发表这篇文章时，他已经从《财富》杂志辞职并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只对冲基金。这并不是说他突然对金融有了热情，只是——他需要钱。关于这一点，多年之后琼斯在接受美国《机构投资者》杂志记者Peter Landau采访时，曾坦率地表示自己从华尔街挣钱的目的是为了从商业活动中抽出身来，“重拾我对社会事务的兴趣”。
这也是琼斯成立基金的初衷。他曾表示，自己的合伙人大多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有所专长，他希望他们能不为金钱所困，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并有所成就。
保守的投机者
琼斯的投资事业始于百老汇街上一个只有半个房间大小的办公室。他向自己的一个合伙人温斯洛·卡尔顿旗下的保险公司租了一些地方。在创业初期的一天里，早上卡尔顿开车到琼斯的公寓接他，然后他们一起到东区的办公室。
在这里，他们根据市场的趋势运行交易。专业投资者通常的做法是在股市即将上涨之前大量买入股票，而在股市即将下跌之前则将股票变现，持有大量现金。琼斯对这种做法运行了改进。
当市场趋势暗示牛市来临时，琼斯借款购买股票。而当熊市来临时，琼斯并不仅仅将股票变现，他通过做空股票减少风险。也就是说，基于股价下跌的预期，他向其他投资者借入股票并卖出，到时候再以低价买入，这样便可获利。
杠杆效应和卖空策略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都被用到过，不过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拿自己的钱投资的人。但是1929年的灾难让这两种方法臭名远扬，对受托打理他人存款的专业人士来说，它们过于激烈。琼斯的创新就是看这些方法怎样可以不过激。琼斯一直在强调自己是通过“投机的手段达到保守的目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琼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道德本能”。他在采访中表示，如果自己不能遵循这一原则，那么“我在晚上都睡不好觉”。
事实上，虽然琼斯创立了第一家对冲基金，但类似的投资方法并不新鲜。上世纪20年代时，就有经纪人采用了对冲基金的管理模式。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就于1919年创办了一家实质上相当于对冲基金的公司。
在一战后的投机大潮中，凯恩斯通过对美元做空英镑和对马克、法郎、里拉做多英镑积累了巨额财富。在这些辉煌战果的鼓励下，他于1919年创办了一家公司，实质上相当于一家对冲基金。
凯恩斯的基金于1920年1月1日开始运营，到2月底就增值了近20%。然而当年3月和4月，英格兰银行意外提高利率，使得对美元做空英镑的凯恩斯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与单纯的投机者不同，琼斯希望利用这种投资策略更好地对抗市场风险。因此，即便没有趋势表明市场要下跌，琼斯也通过做空一部分股票作为一种惯常的预防措施。这使得他能大量买入有希望升值的股票而不必担心道琼斯指数下跌。
在1961年私下散发给外部合伙人的招股说明书中，琼斯用一个例子解释了套期保值的魔力。他假设有两个投资者，给他们每人10万美元，再假设他们同样擅长选股，而且对市场持乐观态度。
第一个投资者用传统的基金管理原则投资，用8万美元买他认为最好的股票，剩下的2万美元买无风险债券。第二个投资者按琼斯的方法投资，借入10万元使资金总额达到20万美元，然后用13万美元买好股票，卖空价值7万美元的不好的股票。
这使第二个投资者在做多时有了多样化的优势：有13万美元，他可以买更大范围的股票；这同时也使他有较低的市场持有：用价值7万元美元的空头平衡7万美元的多头，所以他的“净持有”为6万美元，而第一个投资者是8万美元。这样，对冲基金的投资者就同时拥有了较低的择股风险和较低的市场风险。
理论先行者
琼斯发明了对冲策略，这种策略听起来很精彩，但其本身并不是利润来源。只有选择正确的股票才能放大这种优势，而如果选股错误，那么对冲策略也会放大劣势。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股票之间的波幅不同，因此买入价值1000美元的波幅小的股票并卖空价值1000美元的波幅大的股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套期保值。如果市场平均上涨20%，波幅小的股票可能只涨10%，而波幅大的股票也许涨了30%。
如何将不同股票的波幅以及相对应的持股比重结合起来，使得整个投资组合的利益最大化？这是琼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他比同时代人的高明之处。通过研究每只股票和大盘指数之间的相关性，琼斯发明了一种“速率计算”的方法来确定不同股票的波幅大小。
琼斯考察了自1948年以来西尔斯-罗巴克的大幅价格波动，并确定它的波幅相当于市场平均值的80%。于是他将西尔斯-罗巴克的“相对速率”定为80。另一方面，有些股票的波幅大于整个大盘，比如通用动力公司的相对速率为196。
显然，买卖同等价值的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的股票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套期保值。在向投资者出具的报告中，琼斯指出投资的好坏并不取决于股票的速率，但要理解一只股票对投资组合的影响，就得根据它的速率调整持股的多少。
1952年，就在琼斯创立自己的基金3年后，一篇名为《投资组合选择》的短文发表了。作者哈里·马克威茨提出了两个观点：其一，投资的艺术不仅仅是将收益最大化，而是将风险调整收益最大化；其二，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大小不仅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股票，还取决于股票之间的相关性。至此，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诞生了，而琼斯早已在实践中贯彻了这样的理念。
在琼斯的投资中，他要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哪些公司的股票，第二就是用杠杆效应决定冒多大的风险。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琼斯请经纪人运行“模拟投资”。每个人分别选出他最看好和最不看好的股票，并关注它们的变化，就好像在做真正的投资一样。
琼斯用这种虚拟投资组合作为选股理念的来源，他用统计方法将选股的效果和市场变化的效果区分开来，使得他可以确定每个经纪人的投资业绩，再根据他们选股的好坏对他们运行补偿。
在琼斯之前，华尔街投资机构的受托人是根据资产管理规模获得报酬，而不是绩效。他们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客户运行证券买卖时所缴纳的佣金，所以他们有极强的动机去鼓动客户频繁交易，不论这些交易是不是符合客户的最大利益。而琼斯的方法打破了这个模式，使得每个人都是选股人，从而彻底击败了华尔街。
牛市结束
据美国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在《富可敌国：对冲基金与新精英的崛起》一书中透露，到1968年，琼斯的累计回报率几乎高达5000%，这意味着l949年投资的1万美元现在相当于整48万美元，他远远超过了竞争对手们。在1965年之前的5年，琼斯的收益率是325%，远远超过当时最热门的共同基金225%的收益率。
尽管到了20世纪60年代，琼斯已经成为家财万贯的人物，但直到1964年，琼斯的公司还是美国惟一一家对冲基金公司。琼斯从来不在报纸上为自己的基金做广告，以保持其“私人”性质。甚至在基金公司合伙人即将突破100人时，琼斯选择另开一家新的合伙公司，以规避法律登记和监管。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没人理解琼斯的投资方法。琼斯这么做当然无可厚非，当投资者的技巧被对手了解并模仿时，他的优势也随之消失了。
然而，到了1966年，一篇新闻报道让琼斯成为媒体的焦点。卡罗·J·卢米斯首次对琼斯基金的组织结构和投资策略运行了报道。这篇报道指出，琼斯的基金比大部分共同基金的业绩都要好。
随后几年，琼斯的基金辉煌的业绩激发了一些投资者的竞相效仿。他公司的内部资金经理人纷纷离开公司创立资金的对冲基金。1964年底，在琼斯公司工作时间最长的基金经理辞职，创立一只竞争性基金，还带走琼斯的一些客户。
到1968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记录在案的对冲基金达到140家，而全世界大约有200只对冲基金。
然而此时危机的种子已悄悄埋下。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是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60年代为5.0%。1970年与1950年相比，美国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
繁荣的经济催生了华尔街长达10年的大牛市。1954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3654亿美元下降到3631亿美元，而道琼斯指数却增长了125点，在2月13日创下了大萧条之后的新高——报收于294.03点，这是自1930年4月以来的最高点。而到当年12月份的时候，道琼斯指数终于冲破了1929年的最高纪录——381.17点，此时离1929年已经过去了25年。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牛市，此前与华尔街毫不相关的人开始关注股市，电台和电视评论员开始供应选股建议。而身处其中的经理人们更是早已将“套期保值”原则抛到脑后。他们认为卖空是只有失败者才做的事情，相反，他们加大了杠杆效应的利用度。
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通货膨胀、越战、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形势开始恶化。1967年10月，联邦贴现率还在4%的水平，但到了1969年初，它就上涨到了5.5%。到了4月份，这一利率进一步提高到6%，这是1929年以后从未达到过的高水平。
同时期的道琼斯指数也反映了市场对经济状况的担忧。1968年底，道琼斯指数报收于943.75点，但到了1969年7月末，该指数就下降到了801.96点，跌幅为15%，这是近10年来的最大跌幅。当琼斯公布到1970年5月为止的年报时，他不得不告诉客户他的情况比大盘更糟——他亏损了35%。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只下跌了23.4%。
1984年后，琼斯逐渐离开了自己奋斗半生的基金行业，在另一个领域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平队。和平队由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成立，它的使命包括：向国外供应技术援助，帮助美国以外的人员了解美国文化以及帮助美国民众了解别国文化。
有趣的是，即便在公益组织中，琼斯也念念不忘“对冲”的概念。他以和平队为蓝本创建了一支“反和平队”（Reserve Peace Corps），资助其他国家的志愿者来到美国，与美国人一起工作，了解美国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