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簡要評述西蒙斯第商業體系中經濟比例的經濟思想史
西斯蒙第
一、時代、生平及其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看法
讓·沙爾·列奧納爾·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年)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是一個佔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以對亞當·斯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懷疑為其思想特色，是現代福利主義思潮的先驅。
西斯蒙第與李嘉圖差不多是同時代人，他的代表作《政治經濟學新原理》，僅比李嘉圖的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晚出版兩年。但他們二人在經濟理論上卻是針鋒相對的。這是當時英、法兩國不同社會狀況的反映，同時也是由他們二人不同的生活經歷所造成的。
李嘉圖生活時的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充分發展，當時的英國社會已經基本上由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這三大階級所構成，小生產者已經幾乎不存在了。西斯蒙第生活時的歐洲大陸，尤其是法國，1789年的大革命給它造就了一個廣泛的小農階層，革命後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使這一階層處於瀕臨破產的境地，工人階級也由於機器的使用而經常處於失業狀態，而小土地所有者由於貧困和破產引起的不滿，工人對於經常失業產生的憤恨，自然會在法國經濟學的發展中得到反映。
西斯蒙第是一個古老的佛羅倫薩家族的後裔，生在日內瓦湖畔的一所庄園，他父親是一個同舊貴族有密切往來的有勢力的新教牧師。他在一所新教中學接受中等教育，後在巴黎上大學，因父親破產而輟學，到里昂一家銀行去供職。大革命爆發後，他逃回日內瓦，當革命蔓延到瑞士以後，他與其父因同貴族交往密切而被捕入獄。出獄後全家遷居英國。一年半以後重回故鄉，但不久又移居義大利，他們在義大利買了田莊。他在經營農庄的同時開始研究經濟學和歷史。
1800年，西斯沒豎逗蒙第重返故居，成為日內瓦市商會的秘書。1803年，他出版了《論商業財富》一書，在這本書里，他完全贊同亞當·斯密的觀點。16年後，即1819年，出版了他的主要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新原理或論財富同人口的關系》。這本書的出版，使他名聲大振，從而也就奠定了他在西方經濟學史上的特殊地位。他在1837年，又出版了一部兩卷本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進一步論證了他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所闡明的理論觀點。西斯蒙第一生的著作很多，他既是一個經濟學家，同時，又是一個歷史學家。學術思想繼承法國學術教養的傳統，屬於法國學者的行列。這里主要論述他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所提出的經濟觀點。
西斯蒙第在主觀願望上是真誠地忠實於勞動人民的，在他的著作中充滿著對勞動者的深切同情。在政治立場上，他擁護拿破崙，把反拿破崙聯軍的勝利稱作是反動勢力的勝利。作為一個思想家，他特別看重獨立思考的精神，他曾因擔心不能自由闡述自己的觀點而拒絕擔任大學經濟教授的邀請，同時，他也為保持思想的獨立性而拒絕接受拿破崙授予的榮譽勛章。他於1842年去世，終年69歲。
西斯蒙第寫《論商業財富》一書時，曾是亞當·斯密學說的忠實信徒，但隨著歲月的流逝，他發現許多事實與他所信賴的經濟學原理不相符合。他通過對英國社會經濟的纖沒研究，看到生產增加了，可是享受的收入卻減少了。英國所積累的如此巨大的財富究竟帶來什麼結果呢?除了給各個階級帶來憂慮、困苦和完全破產的危險以外，另外還有什麼呢?他認為英國的一切災難的產生只是由於它遵循了錯誤的經濟方針。而這種錯誤方針在他看來是來源於正統的經濟學，即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他指出，這種學說不管應用在什麼地方，當然可以增加物質財富，不過，那些學說也會使每個人應得的享受量減少；如果說那些學說的目的在於使富者更富，那末它也同樣使窮者更加貧困，更加處於依附地位，更加被剝削得一干二凈。因此他感到有必要對亞當·斯密的學說作出修正。他說，我們同亞當·斯密都一致認為：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節約是積累財富的唯一手段；但是還要補充一句：享受是這種積累的唯一目的。
西斯蒙第對亞當·斯密學說的修改，是從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目的開始的。他責備亞當·斯密沒有始終保持自己的主要宗旨——財富與國民享受的關系，他定義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一定的國家絕大多數人能夠最大限度地享受該國政府所能提供的物質福利的方法的科學。在枯賣他看來，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增進人的物質福利。他反對李嘉圖關於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無限制增加財富的觀點，並反對李嘉圖用增加生產和減少消費來增加財富的方法。他認為，增加財富並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目的，而只是使大家享福的手段。從這種觀點出發，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全民收入的確定及這種收入的分配。
從西斯蒙第對政治經濟學所下定義來看，經濟學的目的不是告訴人們經濟本身的運行機制及如何利用這種機制，而是告訴人們合理的經濟應當如何運行。從這種觀點出發，他強調了政治經濟學的倫理性質，政治經濟學不是單純計算的科學，而是道德的科學。強調這門科學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樣。
西斯蒙第對經濟學的對象、目的和性質的這種看法，是與他對財富的看法密切關聯的。他認為財富不是目的，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他反對為了財富這個手段而犧牲目的。他認為財富這個手段所要達到的目的是人們的物質享受，享受是積累財富的唯一目的。他認為只有增加了國民享受，國民財富才算增加。
二、對生產均衡進行條件的分析
由於西斯蒙第把財富看成是滿足人們物質慾望的手段，因此，他特別重視需求因素對財富形成和增長的重要意義。他把願望或需要與勞動並提，當作形成財富的一個條件。一個人的勞動產品要供給別人消費，而他自己卻要消費別人生產的東西。雖然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直接聯系對商品生產社會中的個人來說不再存在，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種種比例不再固定，也不為人所清楚地了解，但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它的全部生產都應該用來消費；如果它生產的年產品送到市場上找不到消費者，再生產就會陷於停頓，國家也就會由於過剩產品而陷入滅亡。因此，生產的增加只有在相應的消費也隨著增加時，才是穩定的增加，才是對社會有益的。他把生產與消費的均衡當作再生產的條件，並指出了當生產超過消費，出現失衡狀況時，物價會下跌，生產會縮減，因而國家就會遭受困苦。
西斯蒙第認為，在商品生產社會中對生產起約束作用的消費並非慾望意義上的消費，而是受收入調節的有支付力的消費。
西斯蒙第把個人收入定義為地租、利息、利潤和工資。至於國民收入，他認為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利潤(他把地租、利息等都包括在利潤之中)，另一部分是工資。他肯定收入調節著消費，但對於消費與收入之間的關系，他只考慮了兩種可能，即消費等於收入和消費大於收入。他認為消費大於收入將侵蝕資本，如果是個人，那就要破產，如果是國家，那就要致窮。他認為消費應當與收入相等。當消費與收入相等時，他認為生產與消費均衡的再生產條件就變形為生產與收入相等。他認為年產品僅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財富所生的利潤；另一部分是勞動階級的生活資料。這樣，生產與收入相等的再生產條件就變形為年收入與年產品相等，即年收入全部用於交換年產品。
綜上所述，可以把西斯蒙第關於靜態(即年收入不增加)條件下再生產的均衡條件表示如下：總需求(≡總消費≡總收入)=總供給(≡消費基金≡年產品)。
西斯蒙第並沒有滿足於繪出靜態條件下再生產的均衡條件，他還考慮了動態條件下，即收入增長情況下的均衡問題。要考慮收入增長時的均衡，就必須分析投資需求對均衡的影響。他在考慮這一問題時，實際上只考慮了資本家把全部的資本增加額都用於僱用追加勞動這一情況。資本家在第一年增加的收入，一部分用於提高自己在第二年的消費，另一部分則形成資本的增加量，用於在第二年增加僱傭勞動。這樣，資本的增加最終只是引起消費的增加。按照這種新增資本全數用於僱用勞動的假定，可以把他關於動態條件下再生產的均衡條件表示如下：
t年總需求的增量(≡t年總消費的增量≡t-1年總收入的增量)=t年總供給的增量(≡t年消費基金的增量≡t年年產品的增量)。
簡單說來，西斯蒙第的均衡條件，不論靜態或動態，最主要的就是生產必須和收入相等；他進而分析了收入的決定因素和從供給方面決定生產的因素。對於收入，他指出，生產出來的產品在商品生產社會中並不直接形成生產者的收入，只有當它被別人所需要，它的價值才能實現，才能轉化為生產者的收入。簡單說來，收入不僅取決於產品多少，而是取決於這些產品是否為社會需要，有多少為社會需要。
從供給方面影響生產的因素中，主要是資本的數量。西斯蒙第基本上正確地劃分了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但他在考慮再生產的均衡問題時，時常把資本僅僅當作是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這樣，資本量的大小便決定了僱傭勞動量的大小，從而決定了年產品的多少。根據他的再生產均衡條件，決定了年產品的資本也必須和收入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或者說資本應當和消費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以便使資本所引起的年產品與消費需要相等。他認為資本不足時，由於資本所帶來的收入較高，故能夠促進節約和鼓勵節約，促進資本形成。但如果現有資本由於資本家或政府的揮霍而突然減少，那就會引起災難。它一方面使減少的資本所引起的年產品將低於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將使一部分工人失業。他認為資本不足雖然不好，但資本超過消費需要則更壞，它導致利率下降；資本家競爭激烈，不顧需求；對勞動的需求不穩定，先是需求大，爾後需求減少，從而引起人口過剩。在他看來，資本不足和過多都不好，只有與消費需求保持一定比例的資本數量，才是均衡生產發展所必需的。
由於西斯蒙第常常把資本僅僅當作是資本家准備支付給工人的工資，所以他認為資本的數量決定了勞動需求；因此，資本和人口也要保持合適的比例。西斯蒙第把資本看作是資本家節約不消費的結果，所以資本家揮霍，使消費超過收入，侵蝕資本，或資本過多，都不利於在資本和人口之間保持適當的比例。
總之，在西斯蒙第看來，生產均衡進行的條件就是消費等於生產，年收入等於年產品；從這兩個等效的基本條件中推出的派生的條件是資本與消費相互間保持一定的比例以及資本與人口相互間保持一定的比例。
西斯蒙第的上述觀點繼承了法國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布阿吉爾貝爾及重農主義者魁奈等人重視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的思想，表現了法國古典經濟學獨特的優良傳統。他的上述觀點，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屬於宏觀經濟學的范圍。他不像英國古典經濟學家那樣注重分析一種商品的價值決定，而是研究整個社會生產水平的決定，他用年產品和年收入兩個宏觀經濟變數的均衡來決定生產水平。由於他沒有考慮收入中的儲蓄因素，暗中假定全部收入用於消費需求，故實際上他是用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來決定國民生產水平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當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一個早期表述者。他的上述論點，可以看成是他關於國民經濟生產水平決定的宏觀經濟理論。他的宏觀經濟理論有許多不足：1，把總需求歸結為消費需求，忽略了投資需求。2，對收入與消費之間的關系作了不合現實的假定。他只考慮了消費大於收入和等於收入的兩種情況，沒有考慮第三種可能，消費小於收入，沒有考慮總儲蓄這一宏觀變數。這使他的危機理論表現出內在的矛盾，並使他的宏觀理論以不準確的形式表現出來，即以年收入=年產品，而不是以總需求=總供給的等式來表示均衡條件，而年收入=年產品的形式包含著循環論的邏輯錯誤。因為他強調收入是決定於生產的，而生產決定於消費，最終又決定於收入。盡管有這些不足，他仍然是第一個用總量均衡方法研究宏觀經濟的經濟學家。
三、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必然性的論述
西斯蒙第認為上述生產均衡進行的條件，並不是任何時候都自然存在著的。他堅決反對薩伊所提出而為李嘉圖所篤信的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定律。他注意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經常低於生產所可能達到的高度，生產是在經常的失衡狀態中進行的。他分析了消費需求低於生產的原因。概括起來說，這個原因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隨著生產的增長，收入從而消費卻沒有同比例上升。而這又是由於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資本家對市場缺乏了解，以及競爭所引起的技術進步而造成的。
在西斯蒙第看來，正由於工人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在勞動市場上就處於不利地位，差不多總是把自己的要求壓到最低限度，結果工人的收入以及消費需要必然變得極其有限。
西斯蒙第意識到，整個社會的生產要受到整個社會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限制，因此「社會一定要根據需要來調整生產，以便使市場擴大，使任何生產者都不陷於困境，但是，每個生產者並不是根據普遍的需求而是按照他所掌握的資本來安排他的生產的。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個生產者財產的整個發展完全靠他的市場的擴大。但他並不能決定增加整個社會的收入以便增加總的社會需求，因此便力圖增加總需求中對自己那部分產品的需求，這樣他就與自己的同行展開爭奪顧客的價格競爭。這種部分的手段就是加強分工，使用機器等。
西斯蒙第分析了分工和大機器的發展給資本主義帶來的巨大影響。他承認分工和大機器的發展導致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科學的巨大發展。但是機器和發明所產生的生產能力，只有當消費和它按比例發展時，才是有利的，或者它能增加勞動者更多的休息時間，那也是有利的。他還談到，如果被機器代替的人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這種代替就是有利的事情。換言之，只要機器發明不導致勞動者的失業，那就是一件好事。但他清醒地看到，如果整個社會的消費量不變，如果沒有對外貿易，那麼機器發明的結果就是在提高生產力的同時導致工人的失業。即使有對外貿易，可輸出過剩產品，那麼最後又產生了這樣一個時期，整個文明世界完全變成了一個市場，這時，在一個新的國家裡再也找不到新的顧客。因此，外貿只不過把機器發明所必然引起的失業災難暫時推遲而已。他承認，雖然機器發明會降低商品的價格，使消費者能以更便宜的商品來滿足需求。但是這點小利比起它帶來的勞動的縮減是得不償失的。他指出，由於勞動被縮減了，那種認為機器發明能使窮困階級買到所生產的商品，從而也就能增加消費量，是極端荒謬的。他承認，個別商品會由於機器發明而增加消費量，但絕對不能增加總消費量，因為機器發明引起失業，而失業引起整個國家收入的減少，而收入減少引起的消費縮減必然使國家更貧困。由此，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機器發明，工業的進步，能大大加強人類不平等現象的趨勢。而整個社會的總消費也將由於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減少，消費上的平等結果總是擴大生產者的市場；不平等，總是縮小市場。因為富人對奢侈品需求的增加並無助於彌補窮人消費需求的減少，只不過增加了對進口奢侈品的需求。於是，他指出，財富集中到少數私有者手中，會使國內市場縮小，迫使工業尋求國外市場，從而要使工業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動的威脅。
西斯蒙第認為，與分工和大機器同步發展的資本積累，雖然由於流動資本變為固定資本，無須有相應的消費就能創造將來的一項生產，即對資本品的投資需求也有助於維持生產，但終將導致生產和消費之間可怕的不平衡。他認為這種不平衡引起的危機有助於恢復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秩序。
西斯蒙第看到了分工、大機器和技術進步給社會帶來的危害，但並沒有把這些危害歸於技術進步本身。他所反對的決不是機器，決不是發明，決不是文明，反對的是現代的社會組織，這個社會組織剝奪了勞動者的一切財產，使他除了自己的雙手，其他一無所有，他沒有任何抵抗競爭的保障，沒有任何避免瘋狂的競爭的危害的保障，他是註定要遭到犧牲的。假使大家彼此平分大家共同勞動所生產的產品，那末任何技術發明在任何情況下都對大家有利；因為技術每向前發展一步，每人都能自由選擇是少勞動多休息，還是同樣勞動多享受一些。在今天，並不是發明不好，而是勞動果實的分配不合理。他看到了，正是僱傭勞動制度使技術進步給社會帶來災難。他的結論是，市場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的消費需求極其有限，而資本家為了得到市場又不斷採用增加生產的分工和大機器，這樣市場的飽和才是人們所竭力追求的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
西斯蒙第的巨大功績是他早在1819年就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正是由於這一點，他才在經濟思想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他在論證危機必然性的過程中，猛烈地抨擊了供給自然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並對李嘉圖把生產的增長當作唯一目標的見解表示了疑問。這樣，西斯蒙第就以他對正統經濟理論的懷疑成為西方經濟學史上早期異端派的代表。
西斯蒙第在分析經濟危機的根源時，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表現在他把危機的根本原因歸結於勞動群眾與生產資料的分離，以及以這種分離為基礎的勞資對立之上。他也觸及了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對危機的影響。在分析危機的根源時，因為他的宏觀理論忽略投資需求(或者稱作生產資料的實現)，所以無法認識到正是投資需求的巨大波動才使資本主義產生周期性的危機。投資需求的巨大波動是以群眾的消費不足為深刻背景的，因此，他用消費不足來直接說明危機的成因，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持續存在的消費不足會引起周期性的危機。因為他忽略投資和儲蓄，所以他暗含的假定是收入全部用於消費。在這種假定下，如果說群眾消費不足，就是說群眾收入不足，但這不一定導致危機，只要富人花掉全部收入。如果說消費不足是指全社會的，那就是說全社會收入不足。而他又認為勞動群眾收入的減少是因為富人收入的相應增多。這就與全社會收入不足的論點發生了沖突。如果他的見解是隨生產增加，收入也相應增加，但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而富人將把收入花費在進口的奢侈品上，從而縮小國產消費品的市場，於是剩餘的國產消費品將輸出，但最後會在整個世界都飽和後重新出現過剩。那麼，他的上述見解暗含的假定就是生產國產消費品的部門，在出現過剩之後仍難以撤出資本。且不說這種假定的現實性如何，即使它是成立的，那麼他的理論也只能證明個別產品的過剩是可能的，卻無法證明產品的普遍過剩。由此可見，他分析危機原因時的基本假定，即收入全部用於消費，從邏輯上講，蘊含著否定普遍過剩危機的結論。這說明，他關於危機必然性的理論，雖然符合事實，但關於危機原因的分析，在邏輯上是缺乏嚴謹性的。
盡管有種種不足，考慮到他是在1825年以前提出危機理論的，那這些不足就都是可以諒解的，他畢竟是第一個闡明危機理論的經濟學家。他認為為了克服危機，可以採取三種辦法：第一，利用准備出售的富裕產品養活無處出賣勞動力的工人，讓他們建造世俗或宗教的公共建築物；第二，鼓勵富人過奢華的生活，讓他們消費窮人的勞動；第三，給所有的公眾提供一項腦力勞動或一種愛國的工作，以便打發由於技術進步而節省下來的勞動時間。
四、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及其經濟浪漫主義的改良綱領
西斯蒙第是一位目光敏銳的觀察家，一位對人類富有同情心的嚴厲的批評家。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充滿著各種矛盾的社會，他尖銳地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弊端。比如，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只是為了財富而忘記了人；指出自由競爭和追逐個人利益乃是資本主義一切罪惡與禍害的根源；指出資本主義使用機器的矛盾性；指出人口過剩乃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指出資本主義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大量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和無產階級貧困化的過程及事實。
西斯蒙第承認，在指出我認為什麼是原則、什麼是正義以後，我並沒有制定執行手段的能力。這說明了他改良主義綱領的搖擺特徵。有時他主張改變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但並不主張建立公有制。他反對同時代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他們的原則是不值一駁的。他強調平分財產不能鼓舞人的勞動熱情。他留戀過去的時代，主張用小私有制來代替資本主義的大私有制。具體說來，他主張在農業中由政府扶持宗法式農業，在工業中反對大工業制度，主張建立為數眾多的小作坊，讓工人分享老闆的利潤，得到較長的受僱用時間。他主張用法律來實現他所希望的改良。他確信只有當人們能夠設法建立一個彼此關心的集體，來代替工業企業家和被他們僱用者彼此對立的制度，使農業工人分享土地收入，使產業工人分享自己產品的時候，產業階級才能幸福，才有實際而持久的繁榮進步。
西斯蒙第主張政府去控制生產力以適應生產關系，由政府去調節消費、生產、收入、資本及人口的發展，使它們合於比例。為了避免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沖突，他甚至反對促進技術進步、生產增加的專制制度。在對策方面，他最有價值的還是提出了不少旨在維護工人利益的改良主義主張，除了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利潤分成之外，他還是在法國第一個主張制定工廠法的人。他要求政府採取措施，使勞動者能避免競爭的危害，實行休息日制度，在工資中包括對疾病、失業和老年生活的補貼、等等。他的這些改良主張，雖然在當時根本無法實行，他自己在臨終前不久，也萬念俱灰地寫道，我要走了，一生沒有對這個世界產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影響，以後也將一無所成。然而歷史是公道的，他的福利主義的政策主張最終在歐洲得到了實現，並且將在更多的地方實現。
⑵ 對沖基金之父：48歲才籌集10萬美元發行第一隻對沖基金
阿爾弗雷德·溫斯洛·瓊斯
1952年，就在瓊斯創立自己的基金3年後，一篇名為《投資組合選擇》的短文發表了。作者哈里·馬克威茨提出了兩個觀點：其一，投資的藝術不僅僅是將收益最大化，而是將風險調整收益最大化；其二，投資者所承擔的風險大小不僅取決於他所擁有的股票，還取決於股票之間的相關性。至此，現代投資組合理論誕生了，而瓊斯早已在實踐中貫徹了這樣的理念。
在華爾街，有成千上萬的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對沖基金經理是其中最神秘的一群人。他們行事作風低調，卻往往在金融市場上呼風喚雨。他們當中有廣為人知的投資精英，包括大鱷索羅斯，靠「量化黑盒子」成名的詹姆斯友肢·西蒙斯，還有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保爾森。外界對他們的評價莫衷一是。有人指責他們是金融市場嗜血的禿鷲，但索羅斯卻表示自己只是「保守的成功者」。
作為對沖基金的創始人阿爾弗雷德·溫斯洛·瓊斯（Alfred Winslow Jones），沒有上過商學院裂告枯，也沒有計量金融學博士頭銜，更沒有在大摩、高盛這樣的「天才孵化器」里接受啟蒙。相反，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社會學家，喜愛談論國際形勢。
瓊斯直到48歲的「高齡」時才籌集了10萬美元，並於1949年在布羅德街（Broad Street）一所破舊的辦公室里發行了第一隻「對沖基金」（Hedge Fund），意外地開創了一個持續至今的新投資架構。
社會學家跨界金融
1900年，阿爾弗雷德·溫斯洛·瓊斯出生在澳大利亞。他的父親是通用電氣在澳大利亞的業務主管，鑒於這種背景，他們是澳大利亞第一個有車的家庭。
富裕的家庭背景令瓊斯衣食無憂。長大之後，瓊斯隨父母回到美國定居，並遵循家族的傳統進入了哈佛大學就讀。1923年，瓊斯從哈佛大學畢業。與當時變動不安的時局相似，瓊斯並不確定自己究竟想要什麼，他曾花了一年時間周遊世界，又在一個投資咨詢公司做過統計分析師。最後，他參加外交部考試，進入美國國務院。
1930年，瓊斯作為美國副領事被派往柏林。當時，德國已經出現了蕭條的經濟年景。大量的失業工人成為德國社會最大的難題。在德國工作期間，瓊斯寫了兩篇關於德國工人狀況的文章：一篇談論食物，另一篇談論居住。
在德國的這段經歷令瓊斯發現了自己的興趣所在。直到多年之後，瓊斯早已成為華爾街知名的富翁，他的談話內容更多是關於國際政治形勢而不是金融。
1934年，瓊斯回到紐約，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專業的研究生。而在當時，瓊斯根本沒有思考過進入金融業的事情。當時的華爾街還未從1929年10月的暴跌中恢復元氣。到1932年，道瓊斯指數較1929年的最高點下降了89%。
股災之後，美國進入了長達四年的經濟衰退。投資者從市場撤離，忙亂的經紀業務變得冷清。據說從證券交易所旁邊著名的街道經過時，透過開著的窗戶只能聽到玩西洋雙陸棋時擲骰子的聲音。
1941年，瓊斯的研究成果以《生命、自由和財產》為名出版，肆洞並成為標準的社會學教科書。《財富》雜志發表了這篇論文的濃縮版，並供應給瓊斯一份記者的工作。當時，瓊斯負責《財富》雜志生活板塊的編輯，他寫了各式各樣題材的報道，涵蓋商業到教育領域。
1949年3月，瓊斯在《財富》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名為《預測的時尚》的文章。這是他轉向金融業的契機。在這篇文章中，瓊斯利用自己的社會學知識對「傳統的老套的預測股票市場走勢的方法」運行了批判。
「舉個例子來說吧，1946年夏天道瓊斯工業指數在5周內從205點下降到163點，這造成小小的恐慌。然而在股票市場下跌之前，公司的經營狀況很好，甚至在股票下跌的同時也保持了良好的業績，是從未有過的良好業績。」瓊斯在文章中一針見血地寫道。
在這篇文章中，瓊斯認為根據貨運汽車裝載、商品價格以及其他經濟數據計算股價的方法已經過時。二戰結束後，美國經濟大繁榮，但是華爾街卻置身事外。1949年12月31日，道瓊斯指數也僅僅達到200點，只是1940年點位的兩倍，而在同一時期里，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增長到了原先的3倍，公司利潤的增長更是遠遠不止這個比例。
批判了基本分析方法後，瓊斯把重點轉移到一個他認為更有效的前提——價格的變動由投資者可預測的心理模式造成。錢可能很抽象，只是一串數字元號，但它也是一個媒介，通過它，貪婪、恐懼和嫉妒都呈現出來，它是大眾心理的反映。
當瓊斯發表這篇文章時，他已經從《財富》雜志辭職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隻對沖基金。這並不是說他突然對金融有了熱情，只是——他需要錢。關於這一點，多年之後瓊斯在接受美國《機構投資者》雜志記者Peter Landau采訪時，曾坦率地表示自己從華爾街掙錢的目的是為了從商業活動中抽出身來，「重拾我對社會事務的興趣」。
這也是瓊斯成立基金的初衷。他曾表示，自己的合夥人大多在科學和藝術領域有所專長，他希望他們能不為金錢所困，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擅長的領域並有所成就。
保守的投機者
瓊斯的投資事業始於百老匯街上一個只有半個房間大小的辦公室。他向自己的一個合夥人溫斯洛·卡爾頓旗下的保險公司租了一些地方。在創業初期的一天里，早上卡爾頓開車到瓊斯的公寓接他，然後他們一起到東區的辦公室。
在這里，他們根據市場的趨勢運行交易。專業投資者通常的做法是在股市即將上漲之前大量買入股票，而在股市即將下跌之前則將股票變現，持有大量現金。瓊斯對這種做法運行了改進。
當市場趨勢暗示牛市來臨時，瓊斯借款購買股票。而當熊市來臨時，瓊斯並不僅僅將股票變現，他通過做空股票減少風險。也就是說，基於股價下跌的預期，他向其他投資者借入股票並賣出，到時候再以低價買入，這樣便可獲利。
杠桿效應和賣空策略在20世紀20年代的時候都被用到過，不過絕大部分都是一些拿自己的錢投資的人。但是1929年的災難讓這兩種方法臭名遠揚，對受託打理他人存款的專業人士來說，它們過於激烈。瓊斯的創新就是看這些方法怎樣可以不過激。瓊斯一直在強調自己是通過「投機的手段達到保守的目的」。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瓊斯作為一個社會學家的「道德本能」。他在采訪中表示，如果自己不能遵循這一原則，那麼「我在晚上都睡不好覺」。
事實上，雖然瓊斯創立了第一家對沖基金，但類似的投資方法並不新鮮。上世紀20年代時，就有經紀人採用了對沖基金的管理模式。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就於1919年創辦了一家實質上相當於對沖基金的公司。
在一戰後的投機大潮中，凱恩斯通過對美元做空英鎊和對馬克、法郎、里拉做多英鎊積累了巨額財富。在這些輝煌戰果的鼓勵下，他於1919年創辦了一家公司，實質上相當於一家對沖基金。
凱恩斯的基金於1920年1月1日開始運營，到2月底就增值了近20%。然而當年3月和4月，英格蘭銀行意外提高利率，使得對美元做空英鎊的凱恩斯受到了不小的損失。
與單純的投機者不同，瓊斯希望利用這種投資策略更好地對抗市場風險。因此，即便沒有趨勢表明市場要下跌，瓊斯也通過做空一部分股票作為一種慣常的預防措施。這使得他能大量買入有希望升值的股票而不必擔心道瓊斯指數下跌。
在1961年私下散發給外部合夥人的招股說明書中，瓊斯用一個例子解釋了套期保值的魔力。他假設有兩個投資者，給他們每人10萬美元，再假設他們同樣擅長選股，而且對市場持樂觀態度。
第一個投資者用傳統的基金管理原則投資，用8萬美元買他認為最好的股票，剩下的2萬美元買無風險債券。第二個投資者按瓊斯的方法投資，借入10萬元使資金總額達到20萬美元，然後用13萬美元買好股票，賣空價值7萬美元的不好的股票。
這使第二個投資者在做多時有了多樣化的優勢：有13萬美元，他可以買更大范圍的股票；這同時也使他有較低的市場持有：用價值7萬元美元的空頭平衡7萬美元的多頭，所以他的「凈持有」為6萬美元，而第一個投資者是8萬美元。這樣，對沖基金的投資者就同時擁有了較低的擇股風險和較低的市場風險。
理論先行者
瓊斯發明了對沖策略，這種策略聽起來很精彩，但其本身並不是利潤來源。只有選擇正確的股票才能放大這種優勢，而如果選股錯誤，那麼對沖策略也會放大劣勢。
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因為股票之間的波幅不同，因此買入價值1000美元的波幅小的股票並賣空價值1000美元的波幅大的股票，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套期保值。如果市場平均上漲20%，波幅小的股票可能只漲10%，而波幅大的股票也許漲了30%。
如何將不同股票的波幅以及相對應的持股比重結合起來，使得整個投資組合的利益最大化？這是瓊斯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也是他比同時代人的高明之處。通過研究每隻股票和大盤指數之間的相關性，瓊斯發明了一種「速率計算」的方法來確定不同股票的波幅大小。
瓊斯考察了自1948年以來西爾斯-羅巴克的大幅價格波動，並確定它的波幅相當於市場平均值的80%。於是他將西爾斯-羅巴克的「相對速率」定為80。另一方面，有些股票的波幅大於整個大盤，比如通用動力公司的相對速率為196。
顯然，買賣同等價值的西爾斯-羅巴克公司和通用動力公司的股票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套期保值。在向投資者出具的報告中，瓊斯指出投資的好壞並不取決於股票的速率，但要理解一隻股票對投資組合的影響，就得根據它的速率調整持股的多少。
1952年，就在瓊斯創立自己的基金3年後，一篇名為《投資組合選擇》的短文發表了。作者哈里·馬克威茨提出了兩個觀點：其一，投資的藝術不僅僅是將收益最大化，而是將風險調整收益最大化；其二，投資者所承擔的風險大小不僅取決於他所擁有的股票，還取決於股票之間的相關性。至此，現代投資組合理論誕生了，而瓊斯早已在實踐中貫徹了這樣的理念。
在瓊斯的投資中，他要決定的第一件事就是買哪些公司的股票，第二就是用杠桿效應決定冒多大的風險。
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瓊斯請經紀人運行「模擬投資」。每個人分別選出他最看好和最不看好的股票，並關注它們的變化，就好像在做真正的投資一樣。
瓊斯用這種虛擬投資組合作為選股理念的來源，他用統計方法將選股的效果和市場變化的效果區分開來，使得他可以確定每個經紀人的投資業績，再根據他們選股的好壞對他們運行補償。
在瓊斯之前，華爾街投資機構的受託人是根據資產管理規模獲得報酬，而不是績效。他們的收入主要依賴於客戶運行證券買賣時所繳納的傭金，所以他們有極強的動機去鼓動客戶頻繁交易，不論這些交易是不是符合客戶的最大利益。而瓊斯的方法打破了這個模式，使得每個人都是選股人，從而徹底擊敗了華爾街。
牛市結束
據美國作家塞巴斯蒂安·馬拉比在《富可敵國：對沖基金與新精英的崛起》一書中透露，到1968年，瓊斯的累計回報率幾乎高達5000%，這意味著l949年投資的1萬美元現在相當於整48萬美元，他遠遠超過了競爭對手們。在1965年之前的5年，瓊斯的收益率是325%，遠遠超過當時最熱門的共同基金225%的收益率。
盡管到了20世紀60年代，瓊斯已經成為家財萬貫的人物，但直到1964年，瓊斯的公司還是美國惟一一家對沖基金公司。瓊斯從來不在報紙上為自己的基金做廣告，以保持其「私人」性質。甚至在基金公司合夥人即將突破100人時，瓊斯選擇另開一家新的合夥公司，以規避法律登記和監管。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幾乎沒人理解瓊斯的投資方法。瓊斯這么做當然無可厚非，當投資者的技巧被對手了解並模仿時，他的優勢也隨之消失了。
然而，到了1966年，一篇新聞報道讓瓊斯成為媒體的焦點。卡羅·J·盧米斯首次對瓊斯基金的組織結構和投資策略運行了報道。這篇報道指出，瓊斯的基金比大部分共同基金的業績都要好。
隨後幾年，瓊斯的基金輝煌的業績激發了一些投資者的競相效仿。他公司的內部資金經理人紛紛離開公司創立資金的對沖基金。1964年底，在瓊斯公司工作時間最長的基金經理辭職，創立一隻競爭性基金，還帶走瓊斯的一些客戶。
到1968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記錄在案的對沖基金達到140家，而全世界大約有200隻對沖基金。
然而此時危機的種子已悄悄埋下。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末，是美國經濟空前繁榮的時期。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率50年代為4.0%，60年代為5.0%。1970年與1950年相比，美國工業生產增加了1.24倍。
繁榮的經濟催生了華爾街長達10年的大牛市。1954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從3654億美元下降到3631億美元，而道瓊斯指數卻增長了125點，在2月13日創下了大蕭條之後的新高——報收於294.03點，這是自1930年4月以來的最高點。而到當年12月份的時候，道瓊斯指數終於沖破了1929年的最高紀錄——381.17點，此時離1929年已經過去了25年。
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牛市，此前與華爾街毫不相關的人開始關注股市，電台和電視評論員開始供應選股建議。而身處其中的經理人們更是早已將「套期保值」原則拋到腦後。他們認為賣空是只有失敗者才做的事情，相反，他們加大了杠桿效應的利用度。
然而20世紀60年代末，隨著通貨膨脹、越戰、石油危機的影響，美國經濟形勢開始惡化。1967年10月，聯邦貼現率還在4%的水平，但到了1969年初，它就上漲到了5.5%。到了4月份，這一利率進一步提高到6%，這是1929年以後從未達到過的高水平。
同時期的道瓊斯指數也反映了市場對經濟狀況的擔憂。1968年底，道瓊斯指數報收於943.75點，但到了1969年7月末，該指數就下降到了801.96點，跌幅為15%，這是近10年來的最大跌幅。當瓊斯公布到1970年5月為止的年報時，他不得不告訴客戶他的情況比大盤更糟——他虧損了35%。而同期標准普爾500指數只下跌了23.4%。
1984年後，瓊斯逐漸離開了自己奮斗半生的基金行業，在另一個領域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價值——和平隊。和平隊由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在1961年成立，它的使命包括：向國外供應技術援助，幫助美國以外的人員了解美國文化以及幫助美國民眾了解別國文化。
有趣的是，即便在公益組織中，瓊斯也念念不忘「對沖」的概念。他以和平隊為藍本創建了一支「反和平隊」（Reserve Peace Corps），資助其他國家的志願者來到美國，與美國人一起工作，了解美國的文化。